【典型案例】 A，男，中共党员，某市副市长。2018年3月，A利用职权为本地B公司老板张某谋取利益后，见B公司某一药品销售供不应求且利润巨大，便提出由其父代销B公司部分药品，张某同意。A父以出厂价在B公司拿货，再以统一中标价销往附近医院，从中赚取差价。因A父不具有药品分销商的销售资质，张某遂让其对外以B公司销售员的名义进行销售，在公司收到回款后，再把销售差价返还给A父，同时，A父到B公司拿货不用

查询和调取是监察法赋予初核和审查调查工作的重要措施，是获取案件信息的重要途径。对于初核和审查调查工作来说，案件信息就是案件办理的必备“粮草”和“弹药”，能否核查清楚有关问题线索，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案件信息的依法获取和科学运用。 弄清“查什么、调什么”是前提 深入查询、调取和使用基础信息，是开展初核和审查调查工作的重要前提。监察法第二十三条规定：“监察机关调查涉嫌贪污贿赂、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

2020年5月，某市委巡察组发现某局20万元公款去向存疑，遂将该线索转市纪委监委予以核实。经调阅会计凭证，该局某处长甲经手报销上述20万元，且发票来历存疑。6月，市纪委监委通知甲前来了解情况。甲因出差，2天后按要求来到市纪委监委。谈话过程中，甲采取撒谎、拖延等手段不配合核查工作，否认存在违纪违法问题，当天被市纪委监委立案并被采取留置措施。经多次思想教育及出示部分证据，甲在数天后主动交代使用虚假发

实践中，一些案件经常出现证人所书写的书面材料，由证人对有关问题进行说明，甚至以自书材料替代笔录。有些办案人员认为制作笔录麻烦，偏好于收集自书材料。笔者认为，这种做法值得商榷。 制作笔录是原则要求。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三十四条第一款、第四十条第一款分别赋予核查组、审查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谈话、询问的权力，但未明确规定必须制作笔录。监察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赋予监委询问有关证人的权力，并要求“形成笔录、

【典型案例】 王某，男，中共党员，某市交通局副局长，某重大公路工程项目建设指挥部（系该市交通局下设机构，以下简称“指挥部”）负责人。2018年12月，该市A公路工程有限公司（私有公司，以下简称“A公司”）急需支付农民工工资，A公司董事长李某找到王某，请求王某从指挥部为A公司借款300万元，王某同意。2018年12月20日，经王某签批，指挥部借给A公司300万元。2019年5月20日，A公司归还了

从办案实践看，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部中，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不在少数，且行为方式复杂隐蔽、行为类型相互交织：有的以投资为名行受贿之实，有的运作“影子公司”形成长期稳定利益链，既有“违规从事营利活动”违反党的廉洁纪律问题，又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问题，还存在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交织的情况。精准定性是实事求是运用“四种形态”的必然要求，要精准认定违规从事营利活动问题，就要厘清纪、法、罪的边界。 依规依

【典型案例】 王某，男，中共党员，B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。2019年，根据B市政府相关文件要求，王某被抽调参与该市安置房项目招投标工作，负责对异地评标专家的随机抽取、接送及评标全过程的监督。开发商张某为中标安置房建设项目，向王某送好处费10万元，并另给王某10万元，委托其向评标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评委会）5名成员每人送2万元，请求评委会予以关照，最终张某中标该建设项目。后王某被B市纪委监委查处。

数额是我国刑法中最为常见的罪量要素，而数额的累计计算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实务命题。2016年“两高”发布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《解释》），将受贿罪的定罪标准予以明确，同时规定“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，累计计算受贿数额”。但争议并没有伴随司法解释的出台而终结，诸如参与累计的单笔数额有无限制，能否对来自不同行贿人的多笔数额进行累计，经过党纪政务处分的行为是否纳入数额